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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光明日报》文艺作品编辑室主任饶翔认为《上游》通过小切口，一个贫困家庭，面对国家如何防止复贫和返贫的政策，在公益岗位上出现了一波三折，结果是美好的，但在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中怎么更人性化，怎么样去契合地推行落地，造福于民，我们还需有许多工作要做。故事一波三折，设了许多扣子，在不断的这个波折中，不断的矛盾的解决中，不断地推反转，让读者一直处于期待中。通过这种新的变量和新的波折，不断地给叙事以动力，最后赢得了一个中国人的大团圆结局。整个内容是很丰富的，人物也是非常有个性的。

　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，这是一部有温情的故事，从衰老的牙齿到集体大产生时的爱恋，这份人间温情为读者们提供了可读性。这是一部有思想性的作品，因为一辆其实只值700块钱，被认为是5000块钱的三轮车，这个数据就改变影响了对一家人命运的判断。以统计数据来判断人民疾苦，是很难做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。这就涉及到现代化治理的问题，因为过去我们的治理是一个分层的、等级化的，然后每个人各司其职的。而在今天的扶贫环境下的基层治理与大数据之间矛盾，反映出了一个好的政策应如何落实执行的问题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这部小说具有导向性，不是在简单的讲述一个脱贫攻坚的故事，通过高新科技、新的就业的描写，对新时代的问题解决具有导向性。作品具有抒情性，津子围以极其细腻的抒情笔触抒写农民的情感，细节让人感动。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刚表示，作品的细节特别扎实，人物形象刻画鲜活。主人公马继军喜欢评书这个设定很巧妙，让故事更生动，人物更立体。其次，故事曲折精彩且充满时代气息，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紧扣当下乡村题材的核心主题。关于标题《上游》，一个简单的标题，蕴含着深刻的隐喻，很有意思。作品呈现了地道的乡村新现实，打破了“基层之恶”的刻板印象。作品中唯一的“恶”是大数据的“一刀切”，它虽能高效处理信息，却可能忽略个体的真实困境，这种没有坏人、却因技术理性产生矛盾的设定，反映了当下乡村的真实变化。作品塑造了地道的基层人物。马继军和姜丽红是残疾加疾病的困难夫妻，但作品没有渲染苦难，反而写出了他们的“小心思”——遇到问题想通过假过户三轮车来解决，这种底层人物的狡黠很真实，既不是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，也不是纯粹的悲情，让人物更鲜活。结尾两人“秀恩爱”的情节，更添了一份温暖，冲淡了生活的艰辛。基层工作人员一开始公事公办，后来逐渐转变成有温度、有担当，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，从一开始带着“想升迁”的小心思投入工作，但在调研过程中对自己的私心感到羞愧，逐渐理解了“上游”的意义，这种不完美的正面形象既符合现实，又显得自然可信，打破了传统正面人物“伪光正”的刻板写法。最后，结尾让职高未毕业的牛麒麟在就业难的当下，凭借无人机技术获得成功，这更多是作者对故事的美好期待。而现实中，很多乡村青年可能沉迷游戏、陷入传销或电诈，这种更普遍的困境没有被触及，有点遗憾。但总体来说，作品对乡村新现实和基层人物的书写，非常深刻。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思从主题与内容、叙事形式两大方面进行深入探讨。一、《上游》在主题与内容上，精准捕捉时代节点，延续现实主义传统。《上游》抓准了2025年“十四五”收官之年的关键节点，聚焦扶贫从攻坚进入常态化、从“人盯人”到靠大数据防返贫、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核心命题。二、在叙事形式，小说的本质是喜剧，用巧合传递信念。姜丽红病重暴躁却从未寻短见，马继军奔波中没遭遇意外，恰好遇到董小葵这样负责、接地气的年轻干部，董小葵的上诉刚好解决了大数据的漏洞，村主任没有猫腻，儿子牛麒麟没有沉迷网游、网贷或陷入传销，反而找到好工作。这些巧合是作家的意志选择，体现了“钢铁意志”——坚定地让故事向光明方向发展。当然，扶贫工作中也有“任务式脱贫”“农民不理解政策”等沉重现象，但作家选择用喜剧形式呈现，自有其深意。就像苦难中的人物需要唱词、流行歌曲提振士气，喜剧在当下社会有特殊的正义性，能凝聚民众意志，这也是东北文学的地域特色，更是共和国记忆的体现。小说结尾马继军夫妇登上水库大坝，为“上游”的标题增添了历史深度。这种有历史厚度的喜剧，能给当下的中国人带来更多信念和力量。

　　第二，作品通过“雨”的意象，延续了乡土叙事中的风景传统。开篇抛出问题时在下雨，姜丽红每次透析路上在下雨，马继军与董小葵深度交流时暴雨如注，董小葵来访时是“晴天漏”加彩虹，两人卧床时是夜雨淅沥。这些雨既是现实场景，也映射着人物的心境——马继军和姜丽红心中的“乌云密布”，那种呼吸困难、沉重下坠的压抑感，都通过雨的意象精准传递。而作品又借次要人物之口点出“晒太阳的重要性”，让整个小说透出透亮敞亮的感觉，这种风景与心境的融合，让乡土叙事的传统得以延续。

　　第三，作品的戏剧性与影视转化潜力。《上游》恰好具备这样的破圈潜力：小说中有很多“扣子”，比如“盘子里的门牙”，情节上“兵分两路”——马继军准备撞车或推三轮车下山时，姜丽红刚好谈妥过户，而董小葵那边早已解决问题，这种恰到好处的冲突，平衡了“过于顺利”和“过于狗血”的极端，很符合影视创作的需求。作品中的人物行动和节奏也很有“锣鼓点”，充满画面感：姜丽红进门关门后突然训人，马继军以为是说自己，膝盖一软，结果是训母鸡；马继军瞒着媳妇办事露馅后，一条腿跨过门槛，断腿拖进来，膝盖一软险些摔倒，这些细节都能直接转化为影视镜头。可以说，《上游》是乡土文学跨界破圈的优秀范本。

　　第二，“上游”标题的多重意蕴与人物塑造。小说明确提到“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上游，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其实是下游”，但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背景：故事发生时，村子上游正在防汛，几十年前建的水库水利设施破败，面临很大压力。这与标题形成呼应——上游水库一旦溃堤，下游一切都将不复存在；同理，基层治理如果出了问题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、官位也会“被大水冲掉”。水库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，结尾更是点出当年修水库的往事，既回望了大集体年代大修水利的火红岁月，又契合了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文化传统，让标题的内涵更加丰富。

　　董小葵的形象塑造非常成功。董小葵一开始带有私心——看到年底可能空出的晋升岗位，认为“有为才能有位”，才主动去村里调研马继军的情况，但在工作过程中，她的善良和责任感被唤醒，最终取得了远超初衷的效果。这种“出发点不高尚、结果却很高尚”的设定，非常符合现实——很多驻村一开始并非怀着“崇高使命”，而是带着个人诉求或无奈，但到了农村后，被真实的困境触动，才发自内心地帮助村民脱贫致富。相比之下，很多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刻意拔高驻村书记的立场，违背了实际情况，而董小葵的形象更真实、更可信。

　　2. 精神上的上游：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菜地，是马继军的精神寄托。他对着黄瓜、茄子对话，在与土地的交流中获得对抗虚无的力量，这种质朴与善良，恰是社会最深厚的滋养，印证了“老百姓才是线. 命运上的上游：马继军夫妇的人生虽向下坠落（疾病、贫困），却在向下中完成了向上的精神攀登——马继军从“懦夫”到担当者，姜丽红从“控制狂”到和解者，牛麒麟从叛逆者到自立者。这种下沉与上浮的张力，揭示了中国人苦中作乐、向死而生的生命智慧，正如暴雨后的彩虹、清洗后的三轮车，生活的污浊终将在直面与坚韧中绽放光亮。

　　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张维阳认为，津子围老师的创作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——敏锐的时代性，从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冲击、知识分子理想崩塌、机关职员压抑、商人欲望膨胀，到如今的乡村转型，他始终紧跟时代脉搏。《上游》看似是一个乡土故事，它最核心的问题是“数据与社会现实的关系”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太迷信数据和统计，在统计学意义上，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很好，但现实体验未必如此。小说把这个时代的“痛”呈现了出来，仅凭这一点，就非常了不起。

　　小说的时代性还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互联网时代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。过去农村青年只能进城打工改变命运，但现在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新可能。当然，作者采用了美好的想象——互联网帮助牛麒麟成长，但现实也有另一面，很多农村青年沉迷游戏、小视频，丧失拼搏斗志，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；二是传统血亲家族互助模式的失效。在传统乡土社会，苦难家庭会得到宗族帮助，但小说里马继军找弟弟、外甥帮忙过户三轮车，都被拒绝，甚至被当成骗子和风险。这说明传统互助模式已经失效，在这样的时代，社会制度的保障尤为重要，乡村振兴不能只追求漂亮数据，更要在实际生活中为群众兜底。

　　小说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基层治理者形象的探索。传统社会“皇权不下县”，靠宗族治理；只有真正把党支部建在村里，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动员，这是伟大创举。每个时代都需要文学作品来展现这种创举的实践过程，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时代，我们需要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基层领导者形象，但目前还缺乏让人满意的典型。《上游》中的董小葵、大凤，就是作者的探索——董小葵有成长转变，有复杂性，不是完美的“天使”；大凤有担当、有智慧，打破了传统村干部的刻板印象。

　　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津子围在分享《上游》创作过程时表示，我一直是个业余作者，写了40多年，默默无闻却从未间断。总结这40年的坚持，核心就是“信赖”——对世界的信赖，对文本的信赖，对创作的信赖。而写《上游》这部小说，我想到的词是“臣服”。小说的原型都来自真实生活。两年前我走辽河时，听到了这个故事：残疾的丈夫、患尿毒症的妻子、为儿子争取公益岗位的艰辛，都是真实发生的。当时我特别有感触，一口气顶在胸口，但迟迟没写——我担心自己会陷入熟悉的套路，用道德判断或简单的是非评判来处理这个故事。